❶ 如何順應「大數據」時代變革
如何順應「大數據」時代變革
「大數據」時代是信息社會運作的必然結果，誰掌握數據和大數據分析方法，誰就能在這個「大數據」時代搶佔先機。工商部門作為我國市場主體登記部門，積累了大量的市場主體登記、行政執法、投訴舉報和內部管理等數據。這些數據是「國家經濟戶籍庫」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市場經濟的「晴雨表」。積極應對，用科學方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分析從工商數據出發，對大數據進行深度的分析，挖掘出有效信息為決策提供參考。即通過市場主體分析發現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通過市場主體發展透析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通過市場主體分析優化國有資本布局，通過橫向對比發現區域比較優勢，從而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首先，在整合零散的、破碎的、局部的數據基礎上，運用技術手段分析、挖掘深藏於數據中的寶貴價值，以這種方式幫助實現更好的決策，推動政府決策機制從「業務驅動」向「數據驅動」轉變，提高行政效率。其次，對海量數據進行採集、整理、清洗，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數據的分析挖掘，將「大數據」價值挖掘技術與工商數據實現無縫對接，進行科學的數據管理，緊抓基礎數據質量關，鞏固和完善數據信息採集及質量審核制度，嚴格數據質量控制，真正做到「數出有源、真實可靠」。把對數據質量的控制貫穿於數據收集、使用、發布等所有過程，建立數據質量救助機制，通過開展數據質量復審進行糾錯，使之更好地支持宏觀決策，促進市場經濟的科學發展。第三，在推進信息化建設的同時，更加註重對數據資源的利用，加強與高校、研究機構等合作開展工商數據研究，建立工商數據綜合分析應用體系。圍繞廣西經濟社會發展的熱點、難點問題，立足工商數據，加強對數據的深度挖掘、分析與研判，特別要注重新興產業等工商數據專題研究，更好地發揮工商部門服務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職能作用。轉變思路，為「大數據」創造良好環境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部署，提出要「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對工商部門而言，就是要借力工商系統的資料庫，優化營商環境，便捷高效服務各類市場主體，真正做到把該管的事管住管好，把不該管的事放手交給市場。由國家工商總局開始的「金信工程」，經過十幾年的建設，已初步具備「大數據」時代政府數據分析應用的雛形。目前，我區工商系統雖然掌握著360萬條以上的數據，但數據綜合分析利用工作還處於初級階段，面臨數據量大卻利用不足，或者不知如何利用的尷尬境地，與「大數據」的發展潮流相背離。「大數據」相關行業和業務涉及面廣，相關行業監管機構有工商、稅務、商務、工信、發改委、銀行等部門。為此，需要建立統一的工作協調機制，構建以政府為核心的多元監管體制，形成政府、自律組織、消費者組織以及公民等多個監督主體共同協調運作的格局，讓「大數據」真正跨越政府部門內部協同鴻溝，使社會公眾和政府的各個管理部門、行業自律組織，能夠及時、方便、全面地了解企業的登記和信用信息，加強部門間的協調配合，為「大數據」創造一個寬松的發展環境，共同營造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搭建共享平台，解決「信息孤島」問題從廣西的情況看，政府管理領域各部門都掌握著信息數據，初步統計，大約50個廳局有近200個數據項，而這些數據目前無法相互聯通，形成「信息孤島」。因此，要建立健全統一規范的市場主體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解決工商數據的「信息孤島」問題。一是遵循信息化建設規律，整合工商系統基礎數據信息資源，以工商部門經濟戶籍庫為基礎，建立工商綜合業務系統，進行網群化管理，實現工商政務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的優化重組，超越時間、空間和部門分隔的限制，建成一個精簡、高效、廉潔、公平的運作模式。二是整合現有的政府市場主體信息公示平台和渠道，建立統一的市場主體登記許可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由工商部門牽頭，以工商系統基礎數據信息資源為基礎，建立統一的市場主體登記許可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匯總市場主體各方面信息，全方位系統公示主體信息，包括市場主體登記、資產狀況、監督管理、信用記錄、違法違規記錄等。同時加強對違法經營者、中介機構、相關業主、投資人、市場主體高管等，以及稅務、銀行、保險、進出口、出入境等各方位的信用約束。三是完善相關法律，盡快對「大數據」運用進行立法。目前，國家工商總局制訂了《信息公示條例》送審稿，已上報國務院審批。廣西要制定信息數據管理地方性法規，規范管理信息數據，為數據的開發利用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鼓勵政府機構和企業面向群體、服務社會的數據挖掘，防止侵犯個體隱私；提倡數據共享，防止數據被濫用，明確界定數據挖掘、利用的許可權和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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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大數據時代的治理轉型
大數據時代的治理轉型
大數據技術在商業領域已經顯示出提供「解決方案」的驚人能力，同樣可以在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中運用
國務院通過的《關於促進大數據發展的行動綱要》為未來中國的大數據發展指明了方向。然而，與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仍處於大數據發展的初級階段。如何構築大數據時代的國家競爭發展優勢將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大數據時代的國際競爭格局
當前，大數據正煥發出變革的力量，並正在改變各國綜合國力增速，重塑未來國際戰略格局，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大數據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新的驅動力。隨著物聯網、雲計算、移動互聯網等網路新技術的應用和發展，社會信息化進程進入數據時代，海量數據的產生與流轉成為常態。未來20年，全球50億人將實現聯網，這將使全球數據量呈幾何式快速增長。預計到2020年，全球數據使用量將達到約40ZB（1ZB=10億TB），將成為新的重要驅動力。
其次，大數據將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和核心資產。世界各國對數據的依賴快速上升，國家競爭焦點已經從資本、土地、人口、資源的爭奪轉向了對大數據的爭奪，制信（數）權成為繼制陸權、制海權、制空權之後的新制權。大數據使得數據強國與數據弱國的區分不再以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論英雄，而是決定於一國大數據能力的優劣。
第三，大數據將改變國家治理的架構和模式。大數據不僅是一場技術和經濟革命，更是一場國家治理的變革。大數據可以通過對海量、動態、高增長、多元化、多樣化數據的高速處理，快速獲得有價值信息，提高公共決策能力。另外，數據主權的提出也使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角色發生轉變，使國家治理結構逐步實現從國家獨大的治理結構轉向多元共治，從封閉性治理結構轉向開放性結構，從政府配置資源模式轉向市場配置資源模式的轉變，作為基礎設施的大數據和作為基礎性制度的大數據同時存在。
最後，大數據安全已經成為國家最重要的戰略安全之一。藉助大數據革命，美國等發達國家全球數據監控能力升級，確保自身在網路空間和數據空間的主導地位。各種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和重要機構所承載著的龐大數據信息，如由信息網路系統所控制的石油和天然氣管道、水、電力、交通、銀行、金融、商業和軍事等，都有可能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大數據安全已經上升成為國家安全極為關鍵的組成部分。
主要國家大數據戰略在行動
當前，世界各國紛紛利用大數據提升國家競爭能力和戰略能力。
1.美國大數據戰略的全球領導力。美國政府最先對大數據技術革命做出戰略反應，利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水平和國家競爭優勢。迄今為止，美國政府在大數據方面實施了三輪政策行動。
第一輪是2012年3月，白宮發布《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並成立「大數據高級指導小組」，該計劃有兩個目標：一是用大數據技術系統改造傳統國家治理手段和治理體系；二是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業態和板塊。
第二輪是2013年11月，白宮推出「數據-知識-行動」(Data to Knowledge to Action)計劃，進一步細化了利用大數據改造國家治理、促進前沿創新、提振經濟增長的路徑。這是美國向數字治國、數字經濟、數字城市、數字國防轉型的重要舉措。
第三輪是2014年5月，美國總統辦公室提交《大數據：把握機遇，維護價值》政策報告，強調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緊密合作，利用大數據最大限度地促進增長和利益，減少風險。
2.歐盟「數據驅動經濟戰略」框架初顯。歐盟在2014年發布了《數據驅動經濟戰略》，有望近期內成為歐盟經濟單列行業，為歐盟恢復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做出巨大貢獻。歐盟在大數據方面的活動主要涉及兩方面內容：（1）研究數據價值鏈戰略計劃；（2）資助「大數據」和「開放數據」領域的研究和創新活動。數據價值鏈戰略計劃包括開放數據、雲計算、高性能計算和科學知識開放獲取四大戰略。主要原則是：高質量數據的廣泛獲得性，包括公共資助數據的免費獲得；作為數字化單一市場的一部分，歐盟內的數據自由流動；尋求個人潛在隱私問題與其數據再利用潛力之間的適當平衡，同時賦予公民以其希望形式使用自己數據的權利。
3.亞太地區國家紛紛搶佔大數據戰略制高點。亞洲一些國家在大數據發展中緊追其後。日本積極謀劃利用大數據改造國家治理體系，對沖經濟下行風險。2013年6月，安倍內閣正式公布新IT戰略《創建最尖端IT國家宣言》，以開放大數據為核心的IT國家戰略，把大數據和雲計算衍生出的新興產業群視為提振經濟增長、優化國家治理的重要抓手。
韓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院2011年正式提出「大數據中心戰略」以及「構建英特爾綜合資料庫」。同時，韓國社會專職部門制定應對大數據時代計劃。2012年，韓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就大數據未來發展環境發布重要戰略規劃。2013年，在朴槿惠總統「創意經濟」的新國家發展戰略指引下，韓國未來創造科學部提出「培養大數據、雲計算系統相關企業1000個」的國家級大數據發展計劃以及《第五次國家信息化基本計劃（2013-2017）》等多項大數據發展戰略。
總體來看，國外政府大數據政策措施體現出如下明顯特徵：一是頒布戰略規劃進行整體布局，搶佔大數據先機；二是注重構建配套政策，包括人才培養、產業扶持、資金保障、數據開放共享等，為本國大數據發展構築良好的生態環境。
中國准備好了嗎
大數據對於中國的戰略意義毋庸置疑。2013年，中國大數據產業市場規模為34.3億元，同比增長率超100%。然而，與國外先進國家相比，中國大數據發展卻面臨非常嚴峻的風險與挑戰。
1.大數據戰略儲備能力不足，尚缺乏國家頂層設計。從主要發達國家的大數據發展經驗看，美國等國持續強化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重點關注大數據對創新能力、國家安全能力、產業競爭力等國家競爭優勢的重構，持續推出大數據國家戰略規劃。目前，中國明確大數據發展戰略的中央部門和政府部門較少，更多是產業界和學術界的探討，大數據戰略的國家頂層設計尚未進入議事日程。此外，大數據治理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具有系統性、全局性的戰略問題，需要有全面推動大數據戰略實施的權力部門和核心決策機構。而這些機制設計，中國都明顯缺失和缺位。
2.條塊分割體制壁壘和「信息孤島」，阻礙數據開放和共享。據統計，中國政府掌握著80%以上的數據，政府作為政務信息的採集者、管理者和佔有者，具有其他社會組織不可比擬的信息優勢。但由於信息技術、條塊分割的體制等限制，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的信息網路往往自成體系、相互割裂，相互之間的數據難以實現互通共享，導致目前政府掌握的數據大都處於割裂和休眠狀態。同時，由於政府部門業務管理信息系統開發和建設的「部門化」，政府信息系統出現「系統林立」和分裂狀態，政府公共信息資源重復採集現象嚴重，信息摩擦和治理成本偏高。總體而言，政府開放數據的程度遠遠落後於世界領先國家。
3.傳統治理思維和治理體制在大數據時代出現明顯的不適應，並引發新的難題。大數據正在重構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關系模式，然而，現有國家治理思維和治理體制已經明顯不適應這種大數據時代新趨勢的變化。特別是如果經濟體制、行政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不能有效跟進，既得利益主體很可能將大數據技術帶來的國家治理契機轉化為既得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可能引發新的「權力尋租」、新的「數字鴻溝」等問題。
4.法治建設滯後，維護「數據主權」的法律法規標准及配套政策嚴重缺失。目前，中國大數據法治建設明顯滯後，用於規范、界定「數據主權」的相關法律缺失，缺乏有效的大數據法律框架。
一是對於政府、商業組織和社會機構的數據開放、信息公開的相關法律法規尚待進一步完善，尤其缺乏企業和應用程序中關於搜集、存儲、分析、應用數據的相關法規。
二是沒有對保護本國數據、限制數據跨境流通等做出明確規定。金融、證券、保險等重要行業在華開展業務的外國企業將大量敏感數據傳輸、存儲至其國外的數據中心，存在不可控風險。
三是大數據技術應用與產業發展剛剛起步，缺乏與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及政策。
將大數據發展規劃上升為全面的國家戰略
大數據引發的經濟社會革命才剛剛開始，需要全面提升大數據在國家經濟發展和治理方面的重要戰略地位。
1.完善大數據發展的國家頂層設計。要在「行動綱要」基礎上，加快形成大數據國家戰略，包括中長期路線圖與實施重點、目標、路徑。統籌布局，加快大數據發展核心技術研發；推進大數據開放、共享以及安全方面的相關立法與標准制定；搶抓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戰略機遇，重構國家綜合競爭優勢。
一是把數據主權納入國家核心利益的戰略范疇，加快大數據立法、法律法規和標準的制定。
二是規劃重點領域的大數據研究計劃，布局關鍵技術研發方向，強化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才培養，加強對大數據產業的扶持，做好體制機制、資金、法規標准等方面的保障，為後期專項政策制定、項目規劃等提供依據。
三是借鑒國外政府大數據戰略經驗，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大數據配套政策路線圖，注重從戰略技術能力儲備和戰略應用實施兩個角度，釋放大數據發展的潛能。
2.構建國家大數據倉庫。應加快G2G（政府與政府之間）、G2B（政府與企業之間）、G2C（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大數據開放與共享，盤活大數據資產。
一是加強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推進實施「寬頻中國」戰略，持續支持下一代互聯網、第四代移動通信、公共無線網路、電子政務網、行業專網和物聯網等網路基礎設施建設，建立政府「雲平台」，統籌監測數據管理平台、公眾民情採集與服務數據管理平台、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數據管理平台、政府管理績效考評數據管理平台、資源統籌與經濟預警監測數據管理平台。
二是加強基礎數據整合。一方面，整合來自於政府職能部門及業務部門的數據信息資源，推動和規范誠信機構建設，提供完整、准確、及時的企業和個人誠信信息，推進大數據徵信體系建設；另一方面，推動國家基礎數據開放共享進程，打造透明、智慧政府，推動國家、省、市、縣四級大數據交換共享，打通信息橫向和縱向的共享渠道，推進跨地區、跨部門信息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並在此基礎上最終建成國家大數據倉庫。
3.運用大數據，全面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從全球領先國家經驗看，社會治理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是運用大數據進行改造提升的最有潛力領域。
一是將大數據更廣泛實踐於污染防治、城市規劃、交通、醫療健康、教育、國家安全、社會輿情、軍事等重要領域，在智能交通、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軍工、國防等方面實現重大模式創新。
二是利用大數據加快政府自身革命，制定政府大數據開發與利用的負面清單、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
三是利用大數據實施監管和反腐。大數據給網路問政、網路監督和技術反腐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可以利用大數據建立國民滿意度指數、腐敗指數以及清廉指數等。
4.利用大數據創新政府決策方案。大數據技術在商業領域已經顯示出提供「解決方案」的驚人能力，同樣可以在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方面中運用。以通信網、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四張網為支撐，可以提出大數據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大數據新農村建設解決方案、大數據金融解決方案、大數據智能終端解決方案、大數據位置服務解決方案、大數據教育解決方案、大數據文化創意解決方案、大數據環境解決方案、大數據製造解決方案、大數據生物健康解決方案、大數據中小企業數據中心解決方案、大數據服務平台解決方案、大數據信息安全解決方案等，為大數據戰略真正落地找到突破口。
5.充分挖掘釋放大數據變革、創新經濟的潛能。首先，通過大數據實現製造業數字化、智能化及下一代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要做好大數據與工業寬頻建設的對接，率先將工業寬頻的傳輸、工業大數據採集、數據中心的計算應用等環節整合起來，建立完善的工業互聯網體系和中國的工業4.0體系。
其次，鑒於目前中國的人口要素紅利在「退潮」，土地、資源、環境等生產要素日益緊張，要將大數據作為新的戰略性生產要素釋放出來，建立多元參與的協同創新聯盟，增強產學研合作集成研發能力，激勵基於大數據資源的創新創業，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增長。
再次，利用大數據研判，預測宏觀經濟形勢，開發「經濟增長形勢判斷預測系統」、「物價變化高頻判斷系統」、「金融市場信心判斷系統」、「房地產景氣判斷系統」等，增強對經濟形勢判斷的科學性、精準性。
6.開展全球大數據交流合作。全球主要國家都已提出本國大數據國家戰略，特別是美國、日本等國的數據量非常龐大。中國可通過大數據外交，與之展開國際合作，特別是在應對氣候變化、糧食安全、疾病災害、恐怖主義等領域，以及在「一帶一路」戰略推進過程中，豐富公共外交領域的大數據建設。
此外，可利用大數據技術掌握全球性數據情報和全球焦點事件發展態勢。建議實施中國版「全球脈動」（Global Pusle）項目。聯合國於2009年推出「全球脈動」項目，提出大數據是納米技術和量子計算之後的一個顛覆性變化，用這個技術對Twitter和Facebook等互聯網數據和文本信息開展實時分析監測，使用語言解密軟體對互聯網世界進行「情緒分析」，可以對疾病、動亂、種族沖突提供早期預警。中國可以實施類似的大數據全球情報智能監測項目，對全球重大趨勢進行早期預警，切實維護和保障國家安全。
❸ 信息泄露、大數據殺熟、演算法歧視……如何才能建立數字信任
近些年，數字經濟持續較高的增速，逐漸成為經濟提質增效的重要動能。電子商務、在線教育、移動支付等早已與你我息息相伴。與此同時，平台壟斷、大數據殺熟、假冒偽劣商品、演算法歧視、刷單炒信等數字治理難題也暴露在大眾面前。在此背景下，數字時代信任問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什麼是數字信任？如何構建數字信任，推動我國數字經濟 健康 發展？一起來看。
什麼是數字信任？
在以前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下， 社會 信任主要靠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維系，而數字經濟中的信任關系是數字信任。基於數字經濟和數字 社會 發展的視角，數字信任是數字空間中個人、企業和政府基於數字技術建立的數字身份識別的雙向交互的新型信任關系，是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的拓展，是可信數據流通的必然要求。用戶通過數字身份與網路設備相連，在數字空間的所有通信、社交、交易、搜索、 娛樂 等活動的數據完整性和隱私性，必須得到有效的保護和管理。數字信任構建了人對機器、技術和平台、機器與機器的信任關系，人們相信數字空間的軟硬體和平台具有可靠性、安全性和高效性，平台通過向用戶表明他們可以確保在線程序或設備的安全性、隱私性、可靠性和數據道德性升冊檔來獲取用戶的信任。
數字信任對信任關系的產生和維系進行了革命性改進， 將人際信任、制度信任與技術信任融合為一體，是政府、個人、企業和機器對於數據和個人隱私保護能力和網路安全保護水平的信心，支撐了數字經濟 社會 活動的所有要求 ，是信任關系更高級的形態。
數字信任有何價值意義？
數字信任是數字經濟發展和創新的基礎。 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信任，是個人和組織參與經濟交易的基本信任，信任的經濟功能將放大。2019年5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洞察》的演講中指出，在數字平台的發展中，信任和規則的建立同樣重要。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關鍵核心要素， 數字信任有助於解決數據治理和安全問題，促進數據要素市場形成，支撐數據的市場化配置，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構建「政府—用戶—平台—企業」之間穩定的數字信任關系，有效治理平台壟斷、大數據殺熟、假冒偽劣商品、演算法歧視、刷單炒信等數字治理難題，將推動我國數字經濟進入良性競爭和 健康 發展的狀態。
數字信任節省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 我國電子商務發展初期就面臨網路上的信任難題。在缺乏信用保障或法律支持的情況下，第三方支付平台為交易雙方提供了支付保障，解決了商家與消費者的信任問題，促使交易的順利完成。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類似解決買賣雙方不信任的問題越來越多。 建立政府/公共部門—企業/其他組織、政府/公共部門—自然人、企業/其他組織—個體用戶、人機交互和機器交互的數字信任關系，將極大降低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可以有效避免陷入所謂諾斯型低信任貧困陷阱 ——「無法讓合同有效、低成本的執行是 歷史 上發展停滯和當今第三世界國家不發達的最重要原因」。
數字信任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引擎。 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企業面臨吵亂的網路安全及數據隱私風險正在攀升，構建數字信任變得更具挑戰性。消費者對於信息類產品以及 科技 企業的數字信任，已經成為他們下載應用和購買產品/服務的核心影響因素。 只有建立數字信任體系，有效抵禦網路攻擊、保障系統和數據安全、保護用戶隱私，確保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正常運行，才能加快經濟數字化轉型。
數字信任是建設數字政府的支撐。 數字政府建設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支撐，運用數字技術加強和改善治理是數字政府建設的關鍵。政府治理是從身份認證和管理開始的，建設統一數字身份認證和管理平台，將政府部門各單位的數據信息都聚集起來，發掘數據價值，將極大地推動政務服務精確化、 社會 治理數智化與管姿攜理決策科學化。 基於數字身份，構建政府與企業、公民、 社會 之間的數字信任，不僅可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而且可以提高公民和企業參與 社會 治理的熱情，增強對政府政策的理解認同。
數字信任可以在彌合數字鴻溝方面發揮作用。 數字鴻溝具體表現為「接入鴻溝」「使用鴻溝」「能力鴻溝」，個人、企業、地區、國家層面都可能產生數字鴻溝。產生數字鴻溝的原因很多，其中缺乏數字信任是重要原因。比如，信任問題是老年人「數字鴻溝」瓶頸，老年人對新技術有天然的保守心理，對數字技術不了解、智能手機使用不熟練。數字經濟發展中的數字鴻溝問題，已經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增強數字經濟可及性、消弭數字鴻溝被多次強調。 培養公民的數字素養，構建數字信任關系，讓更多的人民群眾體驗到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優質的網上交易和服務，可以彌合數字鴻溝。
數字信任面臨什麼現實痛點？
過去二十多年，我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取得了巨大成就，產業互聯網發展對數字信任建設的要求更加緊迫。但是在消費互聯網領域出現的一些信任問題，消費者對數字技術和互聯網平台的信任下降，致使我國數字信任呈下降趨勢。當前建立數字信任存在諸多痛點。
①建設數字信任的法律法規尚待進一步完善。 我國數字信任是從2003年建設網路信任體系開始的。近些年，我國開始重視數字信任的制度建設，頒布了一些涉及數字信任的法律法規。但是，我國亟需加強數字信任的頂層設計，明確我國建設數字信任體系的重點和難點， 建立健全電子簽名、電子身份、電子認證、網路安全和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等法律法規。
②數字信任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搭建有待完備。 我國政務系統建立了數字證書認證系統（國家政務外網CA系統、RA系統）、密鑰管理系統等，但是面向企業和公民的數字信任基礎設施剛剛開始建設。比如，同一個人在不同中心化系統中的信息處於隔離狀態，地區性、行業性交叉認證過程中存在「各自為政」甚至割裂情況。由於未構建完成各部際間網路互連的網路框架，數字身份系統無法互聯互通，政府部門、企業、 社會 組織、自然人無法有效交互數字信任。缺乏統一的數字身份標識、實體識別認證和一系列安全策略機制，數字信任難以確保數字交互關系的准確性、穩定性和便捷性。
③網路安全及數據隱私風險較嚴峻。 人工智慧、區塊鏈、雲計算和5G等數字技術應用帶來了網路隱私和安全問題，據CNNIC統計顯示，盡管網民遭遇各類網路安全問題的比例均有所下降，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個人信息泄露（21.9%）、網路詐騙（16.5%）、設備中病毒或木馬（10.8%）、賬號或密碼被盜（8.2%）等問題仍然比較嚴重。中國企業正面臨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創新風險， 互聯設備領域的商業成功取決於與消費者建立數字信任 。
④數據治理與平台創新難以平衡。 運用大數據可以為經濟 社會 發展帶來創新動力，但需要平衡隱私保護與業態創新的關系。 消費者渴望個性化的體驗卻擔心數據安全，企業不願為了實施隱私保護而無法充分利用用戶信息提供更好的服務 ，以至於限制企業的競爭力。如何在保證數據流動性的同時平衡安全性，亟需建立足夠的「數字信任」控制。
⑤技術信任與制度信任尚需協調統籌。 技術信任不能替代制度信任。比如，區塊鏈技術只對上鏈以後的數據保真，上鏈之前的數據真實性則需要制度信任來保障。盡管基於技術的數字信任不斷改善，但還沒有形成技術與制度之間的互動增強，制度對待技術發展需要具有包容性，技術本身在價值目標上也應與制度保持一致。
總體而言，我國數字信任建設處於起步階段，目前存在的這些問題都是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也是全球普遍面臨的問題。
如何加快構建數字信任體系？
「十四五」期間，加快數字化發展是國家戰略。構建數字信任體系，既是網路安全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數字經濟和數字 社會 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數字信任體系，是以可信數字身份驗證和可信數據流通為核心，通過制度信任、數據信任、人際信任、技術信任與系統信任的建設，實現身份、數據、合約、產權、法人、技術等六個「可信」的數智化信任運營體系。
第一，從戰略上構建以人為本的數字信任體系。 建議我國數字信任體系的頂層設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著重考慮彌合數字鴻溝、合理保護個人信息、嚴格防範網路風險，處理好制度信任和數字信任的關系，把改善人民生活品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增進人民的獲得感作為數字信任體系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二，建立技術與制度互動的數字信任模式。 建設數字信任體系，要統籌制度信任和人際信任，形成制度與技術相互包容的雙向互動，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與習俗等非正式制度融合互動，用數字技術增強傳統信任，用制度信任補充數字信任，形成數字 社會 良好的信任生態。警惕技術萬能論，不能過分誇大數字技術對信任建設的作用，制度應保持適度彈性且包容技術創新，不被倫理綁架。
第三，建立數字身份互聯互通互認的基礎設施。 數字身份普及是數字信任的基礎工作，如韓國政府計劃於2022年全面普及電子身份證，取代現有的實體身份證，將來只需出示手機里儲存的電子身份證，即可以辦理各種業務。建議加快建設數字身份互聯互通互認的國家級平台，建立健全信息系統互聯互通、身份統一認證、一網通辦等事項的相關制度，消除信息孤島，降低交易成本。
第四，進一步完善數字信任的法律法規、規則與標准。 建議加快研製數字身份法規、盡快出台個人信息保護法、完善數字信任技術（人工智慧、生物特徵識別、隱私計算技術、區塊鏈、量子 科技 等）應用的標准規范和實施指南等，建設與國際接軌、促進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數字信任法律法規體系。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數據濫用、違規採集數據、演算法歧視、刷單炒信的監管力度。
第五，注重數字信任核心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數字信任技術是產業互聯網大協同的基礎設施，大數據挖掘可以應用於信用評價，區塊鏈通過加密演算法、解密演算法、時間戳等一系列數學方式創建了一種全新的信任機制，利用綜合或者集成的大數據、人工智慧、區塊鏈技術可以不斷創新數字信任機制。建議政府加大對數字信任核心技術的原始創新的支持，為不斷拓展應用場景創造條件。
第六，平衡隱私保護與鼓勵業態創新的關系。 建立信任、鼓勵創新，是建立數字信任體系最重要的兩大目標。加快數字化轉型和應對網路安全，需要政府和市場加強合作、擔負共同責任，共同遵守可靠的網路安全標准，共同打擊網路犯罪。市場和政府都應該加深對於技術、法規和標准化等不斷創新的認識，深化數據對市場創新作用的理解，共同推動數據開放、保護、共享和合理使用。
第七，加強國際合作建立新型的數字治理和數字信任框架。 數字信任問題是全球性問題，各國政府越來越重視數字信任。2020年9月《紀念聯合國成立75周年宣言》提出，「當務之急是勾畫一個數字合作和數字未來共同願景，並解決數字信任和安全問題」。我國倡導構建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工作中，建議我國政府以設計全球數字信任框架為抓手，積極引導和參與數字信任的法律法規和標准規則，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
❹ 如何實現大數據時代的政府治理創新
1、在政府系統進一步確立大數據的理念，研究制定大數據施政發展規劃
2、夯實大數據產業基礎，提供大數據施政平台技術支撐。
3、打通各部門各層級之間信息孤島，實現大數據信息資源互聯共享。
4、發揮第三方力量的作用，政府積極購買大數據相關技術服務
❺ 理解大數據時代的數字鴻溝
理解大數據時代的數字鴻溝
大數據是近幾年來炙手可熱的話題，大數據的優勢以及大數據所帶來的新思潮形成研究熱潮。從隨機抽樣到全體樣本，從要求精確到應對混雜，從追求因果到發現關聯，大數據時代改變著我們的信息環境與信息處理思維模式。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同時走入大數據時代，如同媒介技術的每一次創新與擴散一樣，敏感的企業和組織是大數據的先行者和實踐者，也是最早的大數據受益者；而普通的個體則在面對大數據時呈現差異，有的在時間上跟進遲緩，有的在數據分析能力上存在欠缺，有的不知道如何尋找開放數據，有的在數據噪音前不知所措。傳統互聯網時代的數字鴻溝尚未完全填平，而在大數據時代新的數字鴻溝又在形成並不斷影響與改變著人們的政治經濟地位。
討論大數據時代的數字鴻溝，需要明確區分「數字差異」與「數字鴻溝」.從詞源上看，兩者意義接近，都是由「Digital Divide」翻譯而來。但從傳播效果或情感色彩上看，數字鴻溝比數字差異更能引起人們的警示。在大數據時代，人們創造數據並被數據所包圍，囿於人的視野及精力，人們在面向數據並做出選擇時必然會出現差異。比如，互聯網提供的個性化的搜索引擎，個性化藏夾等都會導致信息瀏覽的個人化，大數據時代的數字差異不可避免。數字鴻溝比數字差異更能引起人們的警惕，數字鴻溝更強調在認識和機會上的差異。數字差異是知道有機會而不為，數字鴻溝則是想為而沒有能力或機會。同在大數據背景之下，數字鴻溝可能會在擁有數據、分析數據和數據思維三個層面存在數字鴻溝。
三個不同的分析維度
（一）擁有數據的數字鴻溝
大數據時代，「全新」「、革命」「、顛覆性」等術語頻繁出現，但「大數據」這一標簽下所指涉的問題卻由來已久。伴隨著互聯網的勃興，數據的指數增長、信息超載和數據處理問題等一直是人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大數據時代，數據的掘取、存儲、處理與應用方面的技術有了快速的發展，但是在誰擁有數據這個造成數字鴻溝最基本的問題上，當下關於大數據的討論並未給出讓人滿意的答案。
1.數據開放
對於企業和政府來講，大數據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對大數據的掌握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的來源」也可以從更為准確的角度了解社會，並進行管理。因此，企業和政府需要從普通公眾那裡搜集數據，數據的傳播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過程，最先擁有和掌控大數據的也是來自企業和政府的「數字先鋒」.但是，消弭數字鴻溝恰恰需要另一種形式的數據流動，即開放數據---讓數據從企業和政府所有而變成被公眾所共享，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在現實生活中，這種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動處處面臨著阻力：一方面企業把數據當做核心競爭力或者核心機密，並且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做數據分析，因此很難實現數據的共享；另一方面政府的數據公開步伐還比較緩慢，公眾獲得有價值的信息依然有難度。
數據開放所形成的數字差異需要開放數據來解決。哪些數據能夠開放，以何種形式向公眾開放，具體的實施者是誰，誰又能為數據開放過程中的「搭便車」行為買單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大數據既可以產生商業價值，同時又兼具公共性的特質，在此過程中，和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數據需要開放，我國早在 2007 年 1 月 17 日就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公開條例》，明確規定原則、范圍、方式、程序和監督保障制度。在大數據時代，政府開放數據的力度應該進一步加大，同時對公眾進行獲取數據的素養教育，實現數據的民有和民享。作為一種公共資源，數據分配的公平性和財富分配的公平性一樣，都會對社會結構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政府和企業可以依靠數據存儲與分析技術的發展做「數據銀行」業務，讓每個公民都有機會在「數據銀行」存儲和提取自己想要的數據。國內學者塗子沛在《大數據》一書中，把開放數據放在數據民主的角度去思考，指出開放數據運動會推動「開放政治、開放政府、開放媒體、開放城市等等一系列的運動和口號」.這對消除數據所有權所形成的數字鴻溝，建設一個數據公平的美麗新世界提供了一條可行之路。
2.數據搜集
大數據時代的基礎在於海量數據，究竟多大才是大數據呢？「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最新報告對大數據下了一個定義：「大數據是指大小超出了傳統資料庫軟體工具的抓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數據群」而且，大數據的標准隨著數據的指數增長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今天，我們在談論大數據時往往以 pb 為單位，海量數據提供了更為詳細的信息，但是也存在一些隱憂，即數據的價值密度太小，因而搜集數據以及在海量數據中尋找有價值信息的成本太高。舍恩伯格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謝瑋專訪時說：「在許多方面，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小數據』時代，在這個時代收集數據非常耗時、昂貴和困難。」大數據時代的數據搜集是一項龐大的工程，而且，大數據還遠遠未達到普通人能夠支付得起的階段。
搜集數據的數字鴻溝在大數據時代似乎沒有減少，反而隨著大數據處理技術的發展而在逐步擴大。對於媒體和企業來講，搜集數據和處理數據都並非易事，著名的《哈佛商業評論》雜志對全球財富1000強的企業應用大數據的情況做了一項科學調研，發現「大多數企業還處於大數據的入門階段，還小具備真正挖掘大數據的能力」,而且，「只有巧%的受訪者認為所在企業的數據可訪問性夠好或者達到世界級水平，只有21%的受訪者認為所在企業的分析能力夠好或者達到世界水平」.顯然，對於普通公眾來說，搜集數據、挖掘數據的難度更大，差異也更大。在搜索引擎主宰信息流向的時代，公眾就因為使用不同的搜索引擎而產生數字鴻溝，使用普通的搜索引擎與使用較為專業的搜索引擎和資料庫之間存在著差異。在大數據時代，公眾不僅要知道如何利用專業的搜索引擎，還需要在海量的信息中迅速尋找最有價值的信息，囿於公眾能力的差異，在搜集階段產生的數字鴻溝將難以避免。而且，互聯網下的數據處於不斷更新的狀態，時效性是非常重要和關鍵的。在對「知識鴻溝」的研究中，西方學者 J.S.艾蒂瑪和 F.G.克萊因曾經提到「上限效果」,指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知識鴻溝會逐漸減少。但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的價值和及時性有密切的關系，即使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在搜集數據上的「鴻溝」逐漸縮小，但是後來者所擁有的數據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媒介環境學派的代表性人物萊文森對信息超載的論述可能會對緩解大數據時代數據搜集所產生的差異提供幫助，他認為建立信息分類法則可以解決信息超載的困擾，比如在圖書上建立圖書分類法則並依據這一法則運作，就能夠解決圖書館的信息超載問題，這一思想對解決長期困擾人類的信息超載具有普遍的啟示意義。
（二）分析數據的數字鴻溝
誰擁有數據會產生差異，而在同等擁有數據的情況下，公眾利用數據的能力不同，也會產生差異。大數據既包含以數量關系為基礎的結構化數據，也包含以定性描述為主的非結構化數據，而且，非結構化數據往往佔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在大數據時代，同樣擁有數據並不代表著同樣能夠利用數據，分析數據和掘取價值上的數字鴻溝依然需要引起我們的警惕。
1.數據刪除
大數據時代是一個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時代，信息中的重復、噪音、冗餘和信息中的人為因素（網路水軍）等，都影響到人們對數據的分析與利用，此時，刪除數據與收集數據同樣重要。除《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之外，舍恩伯格還有一部影響深刻的著作-《刪除：大數據取捨之道》。在這部著作中，舍恩伯格提醒人們在大數據時代「記憶成為常態，而遺忘成為例外」,因此要注意信息取捨之道；在這個「沒有遺忘的世界裡」,遺忘恰恰成為一種寶貴的信息處理方式與權利數據刪除是一個人性化的問題，隨著「電腦原生代」的成
長，每個人都有著青澀的、尷尬的、甚至小堪回首的過去，互聯網之前人們會嘗試遺忘這些小愉快的過去，但是互聯網的記憶讓每個人小得小而對這樣一個現實：人們可能會為若十年前犯過的錯誤買單。
刪除同樣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在互聯網時代，歷史悠久的數據會逐漸成為「數據垃圾」,不但佔用大量的存儲資源，而且也會影響對當下數據的分析，評估數據與刪除數據成為大數據時代必不可少的數據處理方式。但是具體到個人就會產生一個問題，人不可能像機器一樣去評估和處理，只能按照過往的經驗來處理信息。另一位國外學者蒂奇諾在分析「知識鴻溝」所形成的原因時提到，個人的信息儲備也會產生「知識鴻溝」,即「正規教育和從大眾媒體中獲得的信息會幫助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提供理解知識的背景」.大數據時代並未改變人們接受信息的習慣，因此，在大數據時代依然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先學會接受和刪除信息。刪除還有一個頗具哲學意味的意義，在大數據時代，選擇即刪除。人對數據的接受具有零和效果「,朝向一組數據的同時意味著放棄另外的數據，這也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刪除，處理掉低質量的過時數據是發現大數據意義的前提。知名學者馬修·E·梅所著的《精簡：大數據時代的商業致勝法則》，同樣也提到大數據時代的信息刪除與精簡問題。在大數據時代，能夠快速在第一時間獲得最有價值數據的企業會逐漸發展起來，而不懂大數據或沉迷於大數據的企業會逐漸落伍。
2.數據可用
大數據時代提供了一個多元、詳細且復雜的數據環境，在大數據時代，一切現實都可以量化為數據。但是如果用大數據來創造價值就需要從海量數據中找出有價值的數據，並把數據還原為現實。因為」,擁有一個數據集，無論它們多大或者多小，其自身都不會帶來任何價值。「大數據的最終價值還是體現在數據的」可用「之上。與此同時，關於數字鴻溝的問題也出現在數據的」可用「上，大數據如同提供了一個美味的堅果，不藉助工具很難打開它，而大數據所使用的」雲存儲、雲計算「又不是任何公眾都能輕易掌握的。少部分人掌握了分析數據與應用數據的能力，還有相當多的大眾面對浩如煙海的大數據不知所措，最終陷入信息超載的焦慮之中。
彌補數據可用的」數字鴻溝「需要讓數據變得直觀而可視，這仍然是一個涉及公共性的話題。把數據還原為現實既需要數據分析的人工智慧技術，也需要人的敏銳的分析與判斷能力，更為關鍵的是，需要把對數據所提示的環境真實地傳達給公眾。政府和媒體要做的依然很多，首先需要數據處理技術的普及，把解讀關於公共事務的大數據當做一個公共事業，如在 20世紀 60 年代，被稱為」人工智慧之父「的約翰·麥卡錫曾預言」有朝一日，計算可能變成公共設施「.其次，媒體要做好數據與現實之間」擺渡人「的角色，不僅要用大數據來分析受眾獲得收益，更要體現媒體的公共性，讓受眾能夠讀懂大數據並受用於大數據。比如，美國記者在報道龍卷風時」將龍卷風破壞房屋的損毀數據，與地圖相重疊，製成大數據地圖。「這樣，受眾既能夠比較精確地了解龍卷風帶來災害的大體區域，又能夠精確理解某個區域龍卷風造成損失的具體情況。
（三）數據思維的數字鴻溝
大數據熱所帶來的重要變化是關於數據思維的變化，關於大數據的討論有很多，但並非有了」大數據「這樣一個概念我們的信息環境就自然而然發生了質的變化，而是在互聯網逐漸走向海量數據的今天，從」數字化生存「轉向」數據化生存「的大數據思維讓人們多了一個認識世界的視角。在大數據技術之外的數字鴻溝來自於人們的思維層面，即人們對待數據的思維存在差異。
1.超越大數據
大數據時代的思維之一是要超越」數據迷思「,把數據當成一種工具而不是一種數據霸權。舍恩伯格在《大數據時代》一書中指出大數據帶來的三種變化：不是隨機樣本，而是全體數據；不是精確性，而是混雜性；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相關關系。這些變化對於傳統的定量研究方法有極大的影響，可是定量方法的改進並不能取代定性的研究，必須超越數據才能發現數據背後的意義與價值。於是，大數據思維包含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發現海量數據，了解海量數據的潛在價值，但並不能很好的利用數據；第二個層次是能夠較好的利用數據，但是往往陷入數據崇拜，解決不了關於意義的問題；第三個層次是能夠利用數據，但是也能夠同時超越數據，發現價值。這三個層次在大數據的發展過程中既是一個歷時的過程，也是一個共識的過程。大數據概念的興起與擴散還需時日，因此在數據思維上三個層次的」數字鴻溝「仍將長期存在。
2.大數據素養
數字鴻溝的減小也需要在硬體與軟體兩個方向上作出努力，在大數據時代仍然如此。從最近幾年的中國互聯網路統計報告來看，硬體的數字鴻溝在逐漸縮小，而軟體的數字鴻溝仍在擴大。消弭數字鴻溝需要政府、企業等開放公共數據並提供利用公共數據的方法，還需要提升全體公民的大數據素養，實現大數據的民有與民享。數據素養也被稱為數據信息素養，主要指人們在科學數據的採集、組織和管理、處理和分析、共享與協同創新利用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在數據的生產、管理和發布過程中的道德與行為規范。全面提高全民的數據素養，我們才能自信地迎接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並利用大數據為人類創造新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