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城市病治理的新思路

A. 大城市病的治理，重點是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 對還是錯

例如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發展過度膨脹，出現了交通堵塞、環境污染、住房擁擠、人口過多等問題，被稱之為「大城市病」。未來大城市發展應該採取多中心組團式，以避免或緩解大城市病的發生，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採取空間調整的策略。過去的城市發展模式是「單中心，攤大餅」，城市是發展中心，周邊是居住區，大家早晨往中間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擁堵，並產生熱島效應。如果改變城市發展方式，如採取多中心組團式發展，在城市之外構建一個中心，建設城市新區，成為另外一個組團，這就和單中心分開並形成互補，熱島效應也能夠解決。所以，未來大城市發展應該採取多中心組團式。第二，在發展中不斷調整產業結構。比如，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擴大，應該把製造業、重化工業逐步轉移出去，重點發展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等。一般情況下，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大城市病」也都會緩解。比如原來倫敦的大霧、紐約的案件頻發、東京的環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現，但這些城市生態環境、社會治安已經得到不斷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發展要和周邊城市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產轉移到小城鎮。大城市之所以膨脹就是因為人口密度過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現各種問題。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傳統城市化走的是一條「拼土地、拼資源、拼成本」的道路，隨之帶來了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環境污染嚴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問題，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對傳統城市化所產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糾偏，是遵循科學發展觀的城市化發展道路。所謂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以統籌兼顧為原則，以民生幸福為方向，以新型工業化為基礎，遵循工業化與城市化、農村與城市、人口與城市協調發展的城市化規律，倡導建立政府主導、市場主體、社會參與的城市化機制，著力推進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集約型、可持續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過程中，強調布局上必須科學合理，功能上必須宜居宜業，品味上必須特色鮮明，產業上必須高端化，管理上必須精細化，執行上必須落實到位。

B. 什麼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特點是什麼

智慧城市就是運用信息和通信技術手段感測、分析、整合城市運行核心系統的各項關鍵信息，從而對包括民生、環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務、工商業活動在內的各種需求做出智能響應。

其實質是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實現城市智慧式管理和運行，進而為城市中的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促進城市的和諧、可持續成長。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未來城市將承載越來越多的人口。目前，我國正處於城鎮化加速發展的時期，部分地區"城市病"問題日益嚴峻。為解決城市發展難題，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建設智慧城市已成為當今世界城市發展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智慧城市的特點：

1、 智慧城市可以有效的推進城市的節能減排，推動城市產業結構調整。

2、 能夠整合公共服務設置，最大限度的滿足人們在醫療、教育、出行等方面的要求。

3、能夠快速響應處理突發事件。

4、 能夠建立有效的安全監控網路，保證食品葯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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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因素：

智慧城市不僅需要物聯網、雲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支撐，更要培育面向知識社會的下一代創新。信息通訊技術的融合和發展消融了信息和知識分享的壁壘，消融了創新的邊界，推動了創新2.0形態的形成，並進一步推動各類社會組織及活動邊界的「消融」。

創新形態由生產範式向服務範式轉變，也帶動了產業形態、政府管理形態、城市形態由生產範式向服務範式的轉變。

二、社會影響：

「智慧城市」是IBM「智慧的地球」策略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智慧的地球」提出以更智慧的方法，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改變人們交互的方式，提高實時信息處理能力及感應與響應速度，增強業務彈性和連續性，促進社會各項事業的全面和諧發展。

而「智慧城市」的行動正成為「智慧的地球」從理念到實際、落地中國的現實舉措。在中國經濟和城市化發展的加速進程中，「智慧城市」旨在打造符合中國特色的息化樣本，探索未來中國城市發展方向。

C. 運用經濟生活有關知識分析我國「城市病癒演俞烈的原因」

城市病得由來，城市病是由簡單粗暴的經濟發展方式引發的，深層原因是政府對經濟，發展的訴求。因為政府的得利傾向明顯，所以在政治上政府往往需要持續其經濟模式，但是長期的簡單粗暴，不戴套又容易引發反感，於是需要第三方力量制約其擴張的野心，於是 人 大，政 協等開始露頭發表意見，通多方合議，讓簡單粗暴有些情趣，雖然的結果是一樣的，但是看起來就像是你情我願。
最後說為人民負責，為人民負責有兩層意思，一層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號召下發展經濟，一層是解決城市病的前提下制約經濟。由於都是對人民負責，很難明確對人民負責是那一層面。

我國城市病問題研究：起源、現狀與展望
發表時間：2012-09-07 來源：灃西新城 點擊數：31 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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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繼續穩妥推進城市化。按照中國城市化所處階段及其趨勢判斷，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將可能達到或超過50%。然而，根據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發布的《2006-2010中國城市價值報告》，六大城市病正給中國城市和諧、均衡與可持續發展帶來潛在風險，人口無序集聚、能源資源緊張、生態環境惡化、交通擁堵嚴重、房價居高不下、安全形勢嚴峻等將是「十二五」期間中國城市發展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城市中國」如何健康前行顯得極為重要。意識到這一問題，學者們圍繞如何提防和治理城市病問題展開了探索性研究，試圖回答：破解當前城市病難題的手段何在？中國將以何種步伐邁入城市時代？又將以何種模式續寫中國城市化的傳奇？
2我國城市病問題研究的源起
早在唐朝，我國城市人口已經佔全國總人數的10%左右，而當時的世界城市人口只佔總人口的3%左右。但一千多年以後，到1949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卻仍佔全國的10%左右，而同時期世界城市人口已佔28.8%，直到1996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才首次超過30%而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城市的興起始於工業革命，人口迅速增長推動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並導致了城市病問題的出現。對此，西方的學者開始探索城市病的治理之策並提出了一些理想的城市發展模式。相比而言，由於中國城市化的時間遠遠滯後於發達國家，所以伴隨而來的城市病及其研究相對較晚。直至改革開放以來，有關城市病問題才開始引起了我國學者的注意。如今，回顧這些早期文獻，可以發現我國城市病研究內容相對簡單，即主要圍繞城市化問題而提及城市病，並呈現出幾個方面的特徵：其一，學者們首先是注意到了西方國家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城市病問題，如吳友仁（1979）指出資本主義城市化的過程中，大城市的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中小城市，其結果是交通堵塞、公害嚴重、住房緊張、居住條件惡化以及一系列社會問題等。針對一些學者提出的城市化及城市病是資本主義特有產物的觀點，楊張喬（1988）作了回應，認為我國的城市社會問題，在許多方面與世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有相似之處，只是在與社會制度的聯繫上，表現出各自「質」的異性。其二，把中國城市化模式同城市病相聯系，其中有關城市規模的爭論最為激烈，一些學者認為城市病是由於城市過大而產生，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如劉純彬（1990）認為「人們看到了大城市病的嚴重，主張發展小城鎮，而實際上小城鎮的病要比大城市嚴重得多」。其三，認為城市化過程中人口過度集中於城市而導致了城市病，如黃榮清（1988）指出城市人口增長過快導致勞動者的就業率停滯或下降等問題，進而出現了所謂的「過度城市化」。
3我國城市病問題研究的現狀
3.1城市病的內涵和特徵
截至目前，城市病並無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定義。直觀上，城市或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種種負面效應都可稱為城市病，由此看來其所囊括的范圍非常廣泛。張漢飛（2010）指出城市病到底指的是大城市病還是中等城市病或是小城市病是許多研究區域經濟學的學者們需要探討的問題，而「十二五」規劃建議中主要強調的還是特大城市病、大城市病。即便如此，從研究者的不同視角，仍然可以將其界定形式大致劃分為三類：一是基於城市病的「病態」特徵而列舉出城市病的主要病症，這一界定方法在我國的城市經濟學教材中十分流行。如張敦富（2005）認為由於城市生活的復雜性，城市中也不可避免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包括有關環境區位問題、有關資源分配問題、有關偏差行為問題、有關社會制度問題等。作為處於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還面臨流動人口、拆遷問題和老齡化問題等。胡欣、江小群（2005）將城市病劃分為二十四類：大拆大建、無序開發、住宅問題、爛尾樓、城中村、流動人口集聚與城市爛邊、水危機、垃圾圍城、環境污染、馬路殺手、工程誤區、綠化誤區、空城現象、熱島效應、病態建築、勞動力資源損傷、文化資源過度開發、公共衛生體系滯後、城市地質災害、交通堵塞、基礎設施布局不合理、城市管理不力、規劃問題、安全問題等。二是基於城市病產生的內在原因而進行界定。相對於第一種界定，這種定義方法試圖把握城市病的本質，因而顯得更為深刻。周加來（2004）認為城市病是指在我國城市化尚未完全實現的階段中，因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由於城市系統存在缺陷而影響城市系統整體性運動所導致的對社會經濟的負面效應。張漢飛（2010）認為城市病的本質就是城市資源環境的承載力和城市化發展規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資源環境是有一定承載能力的，隨著城市的膨脹，城市的資源環境越來越不能適應城市的良好發展。另外，城市組織管理落後於城市化過程也被認為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三是基於城市化的角度而進行的界定。與前兩者主要側重於將城市作為獨立「個體」加以考察不同，這方面的觀點認為城市病是因城市化而產生。如曹鍾雄、武良成（2010）把城市病定義為：是城市化進程中因城市的快速擴張、城市的環境、資源、基礎設施等難以適應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所表現出來的與城市發展不協調的失衡和無序現象。城市病是隨著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而產生的，它是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自身系統存在缺陷，從而影響城市系統整體性運動所導致的對社會經濟的負面效應。王桂新（2010）指出，一般認為大城市病是在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城市人口的過度集聚超過工業化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造成的，所以有時也稱大城市病為「過度城市化」。
3.2城市病產生的原因
根據世界城市發展的一般歷程，城市發展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即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發展階段，如果人口的過度集聚超過了工業化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就可能產生一系列的城市病問題。在有關城市病內涵和表象特徵的基礎上，學者們不斷地嘗試探討城市病背後的原因，取得了較為豐富卻又相對零散的成果。根據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將城市病的原因歸結為：一是認為城市病是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結果。如徐傳諶、秦海林（2007）認為由於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公共服務並不具有明顯的排他性與競爭性，或排他的成本過高，因此，由市場提供的供給量往往小於實際需求量。這其實是認為市場機制無法自覺將外部性問題內部化，因而導致城市的「公有地悲劇」。王桂新（2010）同樣指出市場經濟往往有使城市規模過大的傾向，這些市場的消極作用或市場的失敗，可能造成或加劇「大城市病」。曹鍾雄、武良成（2010）認為隱藏在城市病表徵下的內在決定性要素為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具有公共品屬性，因而在市場經濟中容易產生過度消費之問題，往往不足以支撐城市的發展，進而導致城市病的產生。但他們同時指出盡管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是純公共產品，但是公共治理和市場價值的分配可以影響其城市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當會對城市病具有重要影響。顯而易見，一旦認同城市病是市場機製作用的自然結果，就是承認城市病是所有實行市場經濟國家的普遍社會問題，是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城市化進程中共同面臨的課題。二是認為城市病是政府的原因而造成。結合城市病發展的不同階段，周加來（2004）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解析，他認為：在城市化起步階段，由於城市化速度慢，經歷的時間長，形成了政府對城市的僵化管理模式及城市規劃的嚴重落後，為城市病留下隱患；在城市化加速階段，起步階段的城市系統與功能已越來越不適應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規模擴張的需要，以城市建設系統滯後為病因，以交通擁擠、住房緊張、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為病症的城市病首當其沖地顯現出來。各城市管理者把精力和目標放在經濟建設上，忽視了生態效益、環境污染等；在城市化的基本實現階段，受傳統思維慣性約束，管理者面對許多新問題束手無策，而被管理者則面對管理者的無能也無可奈何，由此雙方往往發生沖突；全社會的目標都集中在經濟效益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往往被忽視，甚至以犧牲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來謀求經濟效益。基於在現階段的我國政府部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曾廣宇和王勝泉（2005）指出，由於工業特別是其中的製造業在GDP中所佔份額較大，政府要出政績，就要在工業上進行圈地運動。因此，「GDP政府」容易忽視其它不大容易顯示政績的事情，尤其是需要由政府提供的社會發展事業發展滯後。因政府職能缺位而出現城市病的機率並不為少。此外，有學者進一步指出「GDP政府」還容易使地方政府盲目擴張城市，導致城市規模超過最優狀態，進而帶來一系列社會與經濟問題。三是認為城市病是由城鄉矛盾所導致。早在20世紀中期，托達羅就意識到很多發達國家面臨廣泛的城市失業和鄉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現象。然而，由於西方城市發展觀一直占據主流地位，導致相關研究大都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市病問題，而沒有將城鄉關系納入分析框架之內。正如劉永亮、王孟欣（2010）所言：「現有文獻雖然研究角度不盡相同，研究結論也有所差異，但有一點基本相同，即往往單純地從城市自身角度去思考和解決城市病」。事實上，城市和鄉村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兩個組成部分，必然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因此，必須從城鄉關系角度去研究城市病，尋找更為根本和深遠意義上的解決之道。城市的發達和農村的疲敝是農村人口大量湧向城市的基本背景，而湧向城市的人口一旦超過城市現實承載力，就會引發城市病，因此城鄉發展失衡是催生城市病的重要因素。
3.3城市病的治理
回首過去，中國加速城市化的歷史雖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快」字當頭，城市化率由1978年不到18%提高到2010年接近50%。放眼未來，我國還將持續處在城市化的高峰期。未來的中國毫無疑問是一個城市中國，需要關心的問題是城市中國是好或是壞？是健康或是病態？為此，2000年，中國市長協會就推出了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白皮書」——《2001-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首次提出「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消除『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防治城市病的宏觀理論，為我國的城市病治理提供大的原則和方向。自此，逐漸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就中國城市病現狀或者潛在病症開出葯方。首先，立足於城市本身而提出的治理方法。其一，意識到城市規劃的重要性，認為緩解城市病的利器之一就是加強城市規劃，使城市發展從無序走向有序。事實上，國外城市如倫敦20世紀40年代後編制了「大倫敦規劃」，東京編制了「首都圈整備計劃」，巴黎於1961年建立了專門機構「地區規劃整頓委員會」，墨西哥城於1987年制定了第一個「城市發展總體規劃」。其二，就是要控制人口進而控制城市規模，如丁金宏（2011）指出大城市的病態是以「大」為根本病因，要緩解或消除大城市病，控制人口規模不啻為治本之策。鄭亞平、聶銳（2010）認為城市人口規模在170～250萬之間時，投資回報較高，社會福利較好，對要素有較強的吸引力，城市規模產生集聚經濟效應和擴散輻射能力比較明顯，且沒有明顯的「大城市綜合症」，城市的綜合效益比較顯著。其三，一些學者針對交通擁堵、住房緊張、環境污染、資源短缺、就業困難、貧民窟而分別提出的對策也屬於這一研究范疇。其四，以人為本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及增強公眾參與度也逐步得到學者們的關注。其次，從城市與區域的關系提出治理方法。由於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徵明顯，所以很多學者從城鄉系統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城市病的對策，他們主張突破以往就城市論城市、就農村論農村的片面做法，建立互補互促、協調統一的新型城鄉關系，確立城鄉統籌發展的城市化戰略。劉永亮、王孟欣（2010）指出我國的戶籍制度、小城鎮戰略也並未有效緩解大城市的人口壓力。世界歷史和現實一再表明，靠控制大城市規模和鼓勵發展小城鎮的做法並不能有效解決城市病問題，根治城市病必然要尋找新的出路，而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發展平衡，則是解決城市病的根本之道。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兩位學者建議：努力解決城鄉教育失衡問題；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納入戰略高度；設法保留農民工的「保命田」。朗朗、寧育育（2010）從我國城市和農村的關系現狀出發，綜合分析了當前一些學者有關城市風險的看法，認為：一方面，近年來，中國的工業蓬勃發展，很多農民都扔下土地，進工廠工作，可是一旦這些工廠轉移到勞動力更為廉價的其它地區，大量的人失去土地，也沒了工作，將成為城市貧民。另一方面，在中國，解決城市的問題必須考慮農村，中外學者中早有這種共識。城市問題和農村問題是纏在一起的，沒有農村的建設，城市問題也難尋答案。除此之外，我國還有一些學者主張通過發展城市群、衛星城等實現對中心城市壓力的有效緩解。再次，從城市化道路的選擇上提出應對之策。在我國城市發展歷史上，城市化發展模式一直是爭論的焦點。王小魯（2010）對中國城市化路徑與城市規模進行的經濟學分析指出：小城鎮由於達不到經濟規模，將無力承擔必要的市政建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投資及運營支出，導致污水橫流、垃圾成山，生活環境嚴重不佳;市場調節下的大城市合理發展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益和資源合理利用，尤其是節約土地資源，這事實上是主張大城市克服小城鎮病的觀點。他同時認為超大城市由於收益與成本負擔不對稱可能產生大城市病，但是通過合理規劃進行疏導和加強周邊次級大城市有序發展，將有效減輕其膨脹壓力。然而，與此不同，近期國家統計局城市司「城市化發展研究」課題組（2011）則指出發展中國家有過度大城市化的痼疾，我國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正在集中爆發，為此我國需要依賴中小城市推進城市化道路。其實，由於城市化質量差，無論是小城鎮還是大城市，都有可能患上城市病。萬廣華（2010）就認為雖然大城市化戰略能夠通過集聚經濟帶來規模收益，但會加劇城市住房、交通、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的供給矛盾並帶來一系列環境問題。反過來說,發展小城鎮的成本也不一定低，也會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並且這個暫時的「緩沖帶」和「蓄水池」還可能面臨二次轉移成本，從而帶來人力和資金的浪費以及資源配置的低效甚至無效。鑒於此，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觀點，即通過發展城市群以克服小城鎮化和大城市化問題的主張正在悄然流行起來。最後，借鑒國際經驗提出新型城市發展模式。為應對傳統城市發展模式所導致的城市病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謀劃「城市轉型」，發展新型城市。幾年來，我國學者也開始將發達國家新型城市理念介紹到國內。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一些城市也正在認同並致力於向新型城市發展方式轉變。
（1）健康城市。世界衛生組織（WHO，1994）將其定義為：健康城市是指不斷創建和改善自然和社會環境並不斷地擴大社區資源，使人們在享受生活和充分發揮潛能方面能夠相互支持的城市，其目的是通過人們的共識，動員市民與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合作，以此提供有效的環境支持和健康服務，從而改善城市的人居環境和市民的健康狀況。我國學者陳柳欽（2010）率先將健康城市及其理念引入國內，並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釋。
（2）生態城市。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起的「人與生物圈(MAB)」計劃中，指出生態城市是「從自然生態和社會心理兩方面去創造一種能充分融合技術和自然的人類活動的最優環境，誘發人的創造性和生產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質和生活方式」。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進行生態城市研究和建設。2003年，國家環保總局公布了《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建設指標(試行)》，鼓勵在全國范圍內創建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目前有廣州、上海、寧波、昆明、成都、貴陽、長沙、揚州、威海、深圳、廈門等約20多座城市提出建設「生態城市」的目標。
（3）低碳城市。低碳城市作為一個新興概念，還處在研究探討當中，缺乏統一準確的界定。氣候組織給低碳城市下的定義為：在城市內推行低碳經濟，實現城市的低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會以上海和保定兩市為試點推出「低碳城市」發展示範項目。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至少有100個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號，沒有一個省份缺席。
（4）宜居城市。宜居城市是指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協調發展，人居環境良好，能夠滿足居民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適宜人類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1996年，聯合國人居中心在伊斯坦布爾召開聯合國第二屆人類住區大會通過的「人居議程」明確提出了「適宜居住的人類住區」概念。2005年1月27日，國函[2005]2號文件《關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中首次提出建設「宜居城市」。截至目前，全國已經有200多個城市明確提出建設「宜居城市」目標。
（5）緊湊城市。1990年，歐洲社區委員會發表《城市環境綠皮書》，正式提出「緊湊城市」的概念，認為緊湊城市相對密度較高的城市更能減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環境污染，從而更好地保證生活質量和環境狀況。國內一些學者認為借鑒緊湊城市理論，採取高密度、多樣化、公交導向的城市土地開發模式是實現我國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6）創新型城市。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應對城市衰退和全球化，國外不少學者開始研究創新型城市問題。我國學者於21世紀初開始將「創新型城市」的概念引入國內，尤其是2006年初全國科技大會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後，許多城市相繼提出建設創新型城市的目標。創新型城市是以知識和人力資本為驅動力，創新資源高度聚集的城市。由於創新型城市擺脫傳統城市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因而成為克服城市病的選擇之一。
（7）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目前最熱門的話題，也是國內最前沿的研究課題之一。IBM公司指出「智慧城市」是運用信息和通信技術手段感測、分析、整合城市運行核心系統的各項關鍵信息，從而對包括民生、環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務、工業活動在內的各種需求做出智能響應。「智慧城市」的理念提供了城市創新發展的新思路，開辟了認識城市、發展城市的新視角。目前，上海、深圳、南京、武漢、成都、杭州、寧波、佛山、崑山等城市相繼推出了「智慧城市」的發展戰略。
4簡評
4.1必然性VS偶然性縱觀有關城市病界定及其產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顯發現學者們對城市病的產生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觀點認為城市病伴隨著城市或城市化進程而必然產生，如謝志強、梁洪波（1991）較早著書專門論述城市病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城市在走向現代化、高度城市化的發展道路上將面臨人口過多、環境污染、空間擁擠、交通擁塞、就業困難、治安惡化、管理低效、資源短缺、城鄉沖突或社會失衡等問題。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出台「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的城市發展政策正是基於這種觀點。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城市可能會產生「大城市病」，但大城市與「大城市病」之間並無必然聯系，王小魯、王桂新等知名學者主張發展大城市。截至目前，這兩派的論爭還在繼續。而在實踐上，世界不同城市的不同發展過程中城市病問題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也不一樣，因此也很難得出城市病存在是否具有必然性甚至規律性的結論。這給認識我國城市病問題和城市規模取向都帶來了不少的困惑。
4.2表象性VS內在性城市病具有諸多顯而易見的症狀和特徵，一些學者在歸納這些病症的基礎上將其等同為城市病，並分門別類提出具體的治理對策。由於研究者涉及城市規劃專家、城市社會學家、城市環境學家和城市經濟學家等，因而其建議也具有很大的不同。與此相反，另外一部分學者相信城市病表象的背後必然存在一定的內在機理。由此，他們致力於研究城市病的內在本質性原因，如城市運行的外部性規律、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規律、城鄉結構關系等等，認為這些因素可能是造成城市病的共性或者根本原因。很顯然，無論是在城市病的「防」還是「治」上，後者更具有價值。因為只有找到城市病的內在性病根，才能取得標本兼治的效果。然而，這一領域的研究也是更具難度和挑戰性，故而當前還未取得一個共識性的成果。
4.3孤立性VS系統性根據對城市病的認識視野，還可將相關的研究分為兩個方面：一種是將城市首先孤立起來，進而專注於城市內部找尋城市病的起因；另一種是從區域系統性、城市開放性的角度考察城市病問題，認為城市病的出現不僅僅是因為城市自身出現了問題，而且還是城市與外部系統失調的結果。例如一些學者將城市和區域、城市與鄉村視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認為由於兩者之間無法實現良性循環而導致了城市病，進而指出防治城市病需要站在區域的高度。發展衛星城、優化城鄉產業結構、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或者一體化、建設城市群等都可認為是基於系統性視角解決城市病的主張。顯然，由於這方面研究涉及到多個不同客體，因而將會變得較為復雜，但也更具有學術價值和實踐價值，應是今後重點的探索方向。
4.4市場VS政府
地方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往往更多依靠市場推進，但是結果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問題。事實上，由於市場機制完全發揮效力需要以市場出清、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為前提條件，而城市發展中的社會保障、公共資源和服務等要素並未能內生化於市場當中，因此導致市場的失靈。鑒於此，我國大多數研究者都或明或暗地認為城市病是市場機制或者是自然規律的結果，為此需要政府的介入。確實，政府在城市規劃引導和公共管理等領域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政府也可能存在失靈，拉美國家的城市病問題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對我國而言，曾經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等城市化發展模式，城市病問題也從未間斷過，為此，將來需要好好總結這些經驗和教訓，正確界定市場和政府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角色，這對防治城市病至關重要。
4.5靜態VS動態
城市作為有機體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城市化也具有公認的S型規律，兩者都暗示城市病問題應該從動態的角度加以審視。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於靜態研究，缺乏結合城市發展的階段性對城市病進行分析，其所提出的對策建議必然會受到極大的制約。由此在實踐上很有可能出現措施的滯後性和無效性。因此，未來城市病的動態研究應該得到更多重視，且從時間維度來看，一項完整的城市病研究工程應該包括:一是城市有機體的均衡研究（描述一定時期城市的健康狀態）；二是城市有機體自身變異趨勢的研究（分析城市內部動態變化如何導致城市偏離最佳健康狀態）；三是城市有機體「沖擊——響應」研究（觀察外生因素如何沖擊城市系統進而導致城市患上不良之症）；四是開出城市病的預防、治療和康復葯方。
4.6引進VS創新
城市病是伴隨著城市發展和城市化進程而產生的，因此其中必然具有一定的規律性。要探索這種規律性就需要考察先行國家的歷史進而做出總結。同時，發展中國家的治理政策也急需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以少走彎路。為此，我國十分需要將國外的經驗和教訓加以梳理、辨識和引進。此外，還有前文介紹的幾種新型城市發展模式，目前國內不少城市紛紛提出要打造創新城市、生態城市、智慧城市等等，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在具體行動中還應結合自身的優劣勢，融入本土特色，實現吸收和創新，如此才能成功實現城市的升級轉型。遺憾的是，目前我國就如何借鑒國外經驗、創建中國個性化城市模式以防治城市病的研究少之又少。
資料來源：《現代城市研究》2012年第05期

D. 結合材料,運用整體與部分的關系的知識,談談發改委治理城市病思路的哲學依據

螢火蟲的光點雖然微弱，但亮著便是向黑暗挑戰。